66第66章（2 / 2）

魏都知有些不满，生气地说：“难道上官都如此昏庸？只看背景提拔，全然不顾才能？竟容恶人一手遮天？”她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住口不说。身旁的柳永不正是如此？虽在地方颇有政绩，却因年少放荡不羁，且是恩科进士出身，而被传统士大夫轻视。

柳永却只是笑笑，不以为意：“小娘子这戏改得倒是贴合现实，比起那些只讲情情爱爱、让马文才因祝英台容貌生痴的戏码，倒是真实得多。”官场之中，多数人眼中看重的唯有晋升，多少人肯将女儿嫁给年纪足可当祖父的上官，只为换得提拔之机？此类事柳永早已见惯，并不稀奇。

但魏都知仍感不满，身为女子，她本能期待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，忍不住纠结。

“祝英台为何不站出来指证书信伪造？若按我的性子，定要大闹官府，即便非嫁不可，也该拉着马文才同归于尽，让他在成亲之日共赴黄泉！”

吴悦欣赏地望着生机勃勃的魏都知，身为东京城风月场中摸爬滚打的都知（唐代遗风里，这是娱乐行业头牌妓女的尊称，相当于各馆花魁），她岂会不明白祝英台的苦衷？

女扮男装求学本就已是家族对她的宽宥，若再当众撕破脸皮，只会让祝家其他女子永无婚嫁之日。但魏都知骨子里的反抗意识从未熄灭，她拒绝给富商做妾，执意留在烟花之地护佑其他女子，这份清醒本身便是对男权社会陷阱的无声抗争。只是这种清醒太过痛苦，很多时候，迷迷糊糊度过一生反而更轻松。

世间女子多艰难。

自周代《礼记》提出“男女授受不亲”起，女性身体便被视为家族荣誉的象征，贞洁被拔高为道德的终极标准。私物作为身体的延伸，其外流往往被等同于身体接触。

古代司法与社会舆论奉行“有罪推定”，女子需自证清白，而男子掌握绝对话语权。古代社会又以家族为基本单位，女子贞洁直接关联家族婚嫁、科举、社交等核心利益。若女子因私物外流被污名化，家族可能面临“婚嫁难”等风险。因此，家族常迫使女子嫁给“私物持有者”以掩盖丑闻。

明代话本《醒世恒言》记载，某女子珠钗被匠人拾得，其父强令其下嫁，美其名曰成就姻缘，实则为保全家族颜面。古代女性缺乏独立经济地位，“贞洁”成为其获得社会认可的核心资本：未婚女子若被污名化，将面临无人敢娶的困境，只能依附家族生存；已婚女子则可能被休弃，沦为弃妇，丧失法律与经济保障。明代《列女传》也载，一农妇因发簪被路人拾得，遭夫家休逐后“乞食三日而死”，可见名节受损直接危及生存权。

当女子无法自证清白，又不愿屈服于威胁或接受被迫婚嫁时，“死”成为维护名节的唯一选择。这既是对礼教的妥协，以生命符合烈女标准，也是对污名的反抗，通过死亡将自己塑造为“贞洁烈妇”。

清代《烈女传》收录的237例烈女中，60%以上因“疑似失贞”而自杀，其碑文多刻有“以保身全节为念，遂捐生以明志”，但是这是主动求死，还是被人逼死就不得而知了。

市井社会对桃色新闻的猎奇心理，更会加速私物事件的传播与扭曲。有一女子因掉落发钗被书生拾得，经街头巷议演变为二人私会定情的谣言，最终女子不堪流言投河自尽。可见，私物本身的“证据性”被无限放大，形成事实不重要，舆论造成就即罪名。

吴悦选择这个故事，除了想嘲讽“贞洁神话”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控制，还想侧面讽刺“自证无解”这一自古至今存在的规训。其吃人的本质从不区分性别，只取决于地位高低与实力强弱。

夏竦对石介恨之入骨，源于石介作《